() 我向金正日建议，遍布全球设立的主体思想宣传组织的经费由相关人员自筹。之前我们每年从金正日那里能拿到120万美元，这笔钱大约是国际部预算的三倍。金正日说，赚外汇不容易，让我们小心、注意。

我觉得要赚外汇需要国家保卫部的帮助，就请金正日批准这件事。我将遍布全球的宣传机构集中到一处，建立了国际财团，要建立“主体财团”，需要钱。正为钱发愁的时候，一位老挝企业家免息借给我们上百万美元，原来他是主体思想的信徒。最终那位企业家担任财团总裁，我是理事长，金德宏负责财务，在瑞士开设了帐号。我觉得这样以来，主题思想宣传工作就能脱离金正日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通过金德宏将主题思想的宣传物品送外海外，如果遇到检查，就说是针对宗教的宣传品，那些宣传品中将偶像化宣传和阶级斗争部分剔除了。这一切起到了效果，我们也获得了收入。

为了让金正日安心，我将80万收入中的50万上交金正日，金正日非常高兴。在干部会议上说，

“黄书记纯粹出售主体思想就赚了500万上交党中央，你们坐在那里都在干什么呀?”

50万被他说成500万，用来训斥下人。

但是我就麻烦了，因为会议结束后干部们纷纷找到我，问我是如何赚到500万的，总理还非要我借给他30万。当时，中央各个机构遍设挣外汇的“幽灵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中央机关并不直接精英这些企业。

我是国际书记，负责国际事务，得到了许多海外侨胞的关心。想保守秘密是不太可能的，知道后有些人开始求金德宏从海外带东西回来。书记们也拜托我带一些药等等在北朝鲜买不到的物品。我秘密选出资料研究室的五名人员组成“财团主管分室”，任命金德宏为资料研究室副室长。

金德宏的职位按月薪相当于政务院副部长级，享受党的干部待遇，而且可以出入党的各个机关。前文中说过，金德宏是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时的下属，在金大时我让他负责教务，总管大学事物。他曾在社会安全部任职，与社会安全部、保卫部、武力部的人关系很深。所以，出现需要与社会安全部或武力部协调的事情时，我都会派他出面解决。

后来，我进入党中央，又把他带到党中央，任命为党中央指导员。金德宏平生最成功的事是协助我建立了主体科学院辅助机构，我有两位秘书，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给秘书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会派给金德宏。亲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来。

金德宏经常出差海外，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侨胞，尤其与韩国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德宏更加认识到我的思想的正当性。他在思想上进步的很快。1994年，朝鲜粮食危机，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居民饿死的情况，但是到了1995年，事情急转直下。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时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甚至干部的车在夜间遭军人哄抢。

听到消息后，金德宏开始在海外购买粮食运回国内。经德宏之手运回国内的粮食超过100吨。我先将粮食分为了主体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们，接下来是保卫部，后来还分给了妻子单位的人。

我能够救妻子的同事，却救不了无数饥饿的百姓们。

整个朝鲜面临粮食危机，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建一个豪华的宫殿安放金日成的尸体，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

1995年2月，为庆祝金正日生日，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幕。我途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党员代表和学者们举行了讨论，我把大家从主体思想的一般原则讨论引到了国际讨论大会。

在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一起学习的同学，还有俄罗斯**的国际事务书记，那位书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曾经在苏共中央负责青年事务，是位很年轻的干部。我小声对他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当时正为新的指导思想而苦恼，我就让金德宏给了他一份名为“为了全人类的光明”的主体思想宣传文件，还有为厄本哈根讨论会准备的宣传文件《哲学的使命》。

国内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

我能感受到那位学者（鄙夷）的眼光。

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金正日却忙着加强独裁，他进一步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有反对者，公开或者非公开，都会遭到审判。

有一次，一位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悄悄找到我对我说，

“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只有有一点异常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被处决前，先被处决的人会说，“我先走了”。想到这句话迟早会亲耳听到，甚至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

“黄书记是一位学者，又深受爱戴，请保护我们”。

我请他喝酒，说了些安慰他的话，给了他些钱。

199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解放50周年纪念日，干部们都乘火车去咸兴参加庆祝活动。我和?亨燮留下来接见从韩国来的学生代表，之后再赶去咸兴。

我欢迎来自韩国的学生们，但是良心上并非如此。我跟他们握手，是在骗他们。来自韩国的学生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知道在朝鲜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知道在朝鲜居民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估计就不会坚持再来了。对与青年人，**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结合的封建社会主义。

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领导下，北朝鲜的青少年们不仅精神上而且在**上都变成了奴隶，金氏父子甚至还企图欺骗韩国的少年们。

我建议让韩国的那些左倾亲北的青少年们带到朝鲜生活一个月。如果一两千人在朝鲜各处生活一两个月，那他们就会从各个细节了解朝鲜的真相。

我曾经与德国的宋斗律教授和韩国小说家???见过面，我试图向宋教授讲解主题思想，事实上北朝鲜当局并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

金永淳对我说，“宋教授琢磨不定，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请黄书记稍微给他施加点影响，改变他的想法”。我知道金永淳和统一宣传部那帮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派了有实力的弟子去给黄皙?讲主体思想。

1995年末，我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国途中，在北京与金德宏秘密与韩国企业家商谈了金刚山旅游开发的事情。那时，我为了与金德宏见面，出国访问时都会途径北京，我们不乘坐飞机，而是主要通过北京到平壤的火车来往，理由之一是会经过沈阳，在沈阳有财团的支部，还有与我们联系的人。

我回到平壤后，对金正日说经营观光产业有助于恢复朝鲜的经济。我的观点是，北朝鲜的经济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剂猛药很难治愈。在我看来，猛药就是金刚山旅游开发。那位韩国企业家对我说，六个月能够在金刚山建成观光设施。

每位游客交200美元的门票费用，所有的线路都按北朝鲜的要求进行，一年至少会有10亿美元的收入。我将这些详细的介绍给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

这是我给金正日的最后一个建议。不过，与其它的书记相比，我提的建议已经算多了。为了牵制组织部，金正日从秘书室选出了5个人，一起讨论下面呈交的文件，上面下发的文件也由秘书室讨论，如果与实情不符，秘书室有权再报告。

秘书室没有设室长一职，5人同级。在北朝鲜党中央，各个部门都自顾各自利益，报告中虚假成分甚多，在经济领域，很多报告建议引入等级制，坚决执行分配制度，金正日只是说再考虑，通常没了下文。我曾经提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宽大一些，对于一些干部可以再次启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