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
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
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
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
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让司机跟着）。
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疗身体疾病。
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
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
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会。
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
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
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
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世，我内心深处并不太伤心，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极端独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鲜。
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礼结束，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黄书记，新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在新时代好好做事”。我有点惊讶，对金正日来说，比我更加亲近的人大有人在，为何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金正日偶尔遇到问题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我都会奉承他，金正日听后会说，“在所有书记中，黄书记是老大，应该多问问黄书记……”，
之前金敬姬曾经说过，“虽然近臣很多，但是并没有可以真心信赖的人，哥哥很孤独”。
我想到了刘备托孤，但是，此时我的思想已经变了。未来如何，我无法想象。7月20日，我将金正日在电话中提到的理论问题整理成一篇文章，金正日批准后以他的名义发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并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
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很顺利的结束了。
听说黄海南道农业搞的很好，干部们就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农业耕作是不错，但是农民们的生活真是惨极了。别说吃的，厨房里连做饭的锅碗都不够。干部们把农民召集到一起，问，“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农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我的心痛极了。党，不应该只是讨论怎样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尸身，讨论金日成铜像前应该放多少束花；在为这些问题热烈讨论的时候，竞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苦难的贫民提出议案。
干部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护金日成铜像，我虽患感冒，还是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值班。有的干部为表衷心，守灵到凌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调查，并上报金正日，最后在党本部会议上公开。
更让人无语的是，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出院的人……等等类似毫无关系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
真哭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长久以来相信了党的宣传。金日成7月8日去世，为了纪念这一天，每个月的8号都有人去铜像前献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参加活动，街道一度被堵。去外国出访的干部也要先去铜像前献花，外国客人到来，也要去献花。我认为实在是疯狂，别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饱肚子。
人们对金正日的称呼从“亲爱的领袖同志”变成了“伟大的将军”，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也开始使用“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70岁寿辰时，有人提议给他“大元首”称号，我表示反对，当时金正日也在。
当着金正日的面，我明确的说，“我认为，与其给一个军事领袖的称呼，不如强调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伟大，强调领袖德行的伟大。”
金正日听后，说，“等到解放南朝鲜的战争彻底胜利时再给大元首的称号”。
金日成80岁寿辰时，有人又提议给金正日“元首”称号，我又反对。
“给领袖“大元首”的称号是不错，但是以什么理由呢？元首是军事用语，最高司令官不仅是军事称号，而是表示是军队的首领，所以更合适。最好的办法是给领袖做司令服，给领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帅服”。
但是，金正日最后还是同意用“元首”称号。
封建主义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北朝鲜的干部们都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用，过后我十分后悔。10月份，俄国自由民主党一行十余人访问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与他们见过面。金正日给这次访问赋予了重大意义，问我与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成为在俄罗斯支持朝鲜的主要力量如何？
这表示金正日要给他们巨额卢布，我猜当时金正日外汇充裕，考虑到农民吃饭难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受到非难，将辛苦赚来的外汇就这样用掉太可惜，就建议再商讨看看。
我开始担心，国家哪一天突然会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