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携家带口闯东北的那一年父亲只有十岁，是乡里唯一一所小学校五年级皮鞋班里的第一名。那所落后的乡村小学虽然没有普通班、实验班、火箭班、钱学森班这种时髦的分班方法，倒也搞了一套简单直白的好班差班划分标准：皮鞋班、草鞋班；学习好的进皮鞋班，隔明了都有可能穿皮鞋；学习不好的进草鞋班，隔明了得和他们的祖辈父辈一样继续穿草鞋，做地里刨食的泥腿子。因为爷爷仓促的“闯东北”的决定，父亲从家乡小学匆匆退学，又在东北的学校匆匆入学。那时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没有大批关内人（指长城以南的人）在那边躲计划生育，除了父亲和小姑姑，老师学生都是当地人，说的话兄妹俩都听不太懂。上课听不懂，下课也没人跟他们交流，成绩很快拉下来，父亲的逐渐变得敏感孤僻。父亲在那一年性格大变。
父亲说，他小时候简直天不怕地不怕，和他同龄的、比他大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敢欺负他家人，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对方还回来。二姐被班里男生欺负，跑回家里哭，爷爷不愿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闹矛盾，他这个弟弟便记在心里；放学后，父亲怀里揣了一块尖嘴石，藏在欺负他二姐的那个男生家附近的草垛后，等那人过来了，父亲冲上去照着他脑门就是一石头，砸得那人鲜血流了满脸，警告他“以后再欺负杨宝花试试！”，说完攥着带血的石头大摇大摆地走了！从此以后，那人再也不敢招惹他二姐。那时候他还小，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自然也什么都不怕，家里兄弟姐妹受了气都由他出头，时间一长，成了学校里没人敢欺负的二愣子——当然，“二愣子”指的是他无所畏惧的胆识，不是指头脑、也不是指样貌。小时候的父亲头脑聪明，即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时有缺课，也毫不妨碍他用成绩碾压众人；长相也很出众，邻座后座的女孩子都愿意把英语书借给他看——那时英语教材紧张，上面来的书还不够发给全班一半人，每学期教材一到，老师只好先捡女生发，剩下来的一两本就给那些“有料”人的儿子了，每每上英语课，没书的男孩只好厚着脸皮请求临近女孩合看一本书，长得不好看的、不受欢迎的经常因为被女孩嫌弃而没书可看。
可是这一切，都终结在他们全家集体迁往东北的那一年了。他成绩不好，还不爱说话，童年时的野性也没了，没人愿意和他玩。他只有小妹作伴。每天天不亮，两个人就要背了书包往外走，穿过一段长长的荒无人烟的野树林，再翻过几条长满榛树林的山岭，趟过一条水不深的宽河之后，再走一段才到学校。等他们走到了，太阳刚好升到学校院墙边的那棵小沙果树顶上。天暖和的时候还好，最难熬的是在寒冬腊月下过大雪之后。兄妹俩不得不在过膝深甚至齐腰深的雪地里跋涉。棉衣是哥哥姐姐们穿小了的，多年来一个个传承，棉花和布料早失去了柔软的属性，铁打的似的硬邦邦地套在身上；脚上穿的是他们能穿的最完备的鞋子，也不过比夏天穿的黑橡胶气皮凉鞋多了一圈鞋帮和里面垫着的几层鞋垫。父亲和他的小妹妹便穿着这样简陋的衣着，拉着彼此的手，在寒冷的大雪地里拔萝卜似的向前走，时而难过、时而快乐，时而胆怯，时而焦急……
又过了一年，父亲能听懂东北话了，成绩逐渐变好；再过一年，父亲重新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另一个乡村小学校荣登学霸之位。这时候，爷爷家在这一片异乡土地上盖了房子，开了一块荒地种黄豆；二伯父跟着村里一个从河南来硝皮师傅当学徒，饭不用吃家里的，还能偶尔带些牛羊肉回来；三伯父在附近的国营农场里打零工；爷爷奶奶忙完了自家小地便去给地多的人家干活挣钱，夏天拔草，秋天割黄豆、打黄豆，得了空还能在收获完的地里捡拾遗落的黄豆卖钱；家里几个小的放了假也能在四哥的带领下帮父母干活。一家人拼拼凑凑、东挣西揣，总算在异乡站住了脚跟。如果生活可以像一条流畅的河、就这样缓缓地流下去该多好！就在一家人打算在东北安定下来时，麻烦突然找上门来：父亲得了肾炎。
父亲得了肾炎，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脸上、身上肿得耀明（耀明，苏北方言，形容明晃晃的样子），虚弱得撑不起身子，只能卧床。那时候东北乡下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肾炎这种病很少能治好，照这样下去父亲的命怕是保不住了。怎么办？爷爷奶奶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马上回关内老家。
爷爷奶奶失去的孩子是大伯父，一个她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拼凑起来的人，死的时候只有十岁。那一天，大伯父饿着肚子从外面玩回来，看到他的母亲正将一碗面条端给生病卧床的三弟吃；他站在三弟的病床前，眼巴巴地看他吃面条，着了魔似的看直了眼，不停咽口水；等三弟吃完了，他跟在母亲身后走到灶间，捧起母亲放在灶台上的空碗，贪婪地舔了一遍又舔了一遍，直舔得碗里面光亮亮的连个灰渣都不剩；他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只干巴巴的玉米棒子，打发他到外面烤了吃，于是大伯父便开心地揣着玉米棒子出门了。根据目击证人的说法，大伯父去了大湾上边的一块空地里，刨了一个土坑，用土坷垃子（土坷垃子，苏北方言，指呈团块状的土疙瘩）搭了一个土灶，生了火，把玉米棒子剥了皮架在火上烤；还没烤多久就等不急了，沾土带灰地把个半熟的玉米棒子啃进肚子里；啃完玉米，他踢倒土灶，把土坷垃踩平了，开开心心地朝那个即将吞噬他的生命的小池塘走去。奶奶得了消息赶过去的时候，大伯父已经被人捞出来了，仰面躺在草丛里，黑不溜秋的小身子瘦骨嶙峋，肚子胀得老高。
“是我害了大孩呀！要不是我让他出去，他怎么会到池塘里边洗澡啊！”
“大孩到死都没吃顿好的！那天我怎么就莫给他也下一碗面条子呢！”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二个，尤其是奶奶，时至今日，大伯父已经去世六十多年，奶奶依然无法释怀，偶尔提起他，仍然会擦着眼泪懊悔不已。几天之后，爷爷带着除了二伯父、三伯父之外的一大家子人踏上了回乡的旅途。
乡亲们都出来了，站在各家门口，看着他们一家老小挑着锅碗瓢盆、担着袋子箱子，像个马戏团似的在村子的主街上走。父亲伏在爷爷背上，将脸紧紧地埋下去，听着嘈杂不清的嬉笑声，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屈辱。什么都没有变。他们走的时候仓皇落魄地走，他们来的时候灰扑扑地来；谁都知道他们在东北没混出什么名堂，以前欺负他们的人照旧欺负他们；别人在墙头外叫骂，他们一家人闷头缩在屋里不敢吭声，父亲又恨又气，却再没有几年前冲上去和别人干一架的勇气和霸气，只能躺在床上，屈辱地、默默地留着不争气的泪。
肾炎放在今天不是什么大病，对于那个年代的有钱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放在那时候的爷爷家就是大问题了。从关外回来之后，爷爷立马带父亲去县医院看病，花光了在东北的那几年里攒下来的钱，终于保住了父亲的命；也没钱继续进行后续治疗了，只好让医生开了最便宜的药，同时采取彻底忌食的治疗方法，忌盐、忌油，一日，两日，……到最后缺盐缺得耳鸣，“吃什么都是鸡屎味”（父亲原话），什么都不想吃，躺在床上干熬。爷爷看儿子实在熬不住了，求医生开了点医用盐；将一小撮盐溶在一大碗清水里，用筷子飞快地在水里划一下，让父亲舔筷子头，“就那样，还要齁死人了”（父亲原话）。
后来，父亲渐渐康复了，这时爷爷一家已经从关外回来将近两年了；当年的那些同学大部分辍学回家务农了，极个别人升入了南边大镇上的方城镇高中；父亲功课拉下太多，只能重新从初一读起，上到初三，因为家庭困难、无力供应几个孩子同时上学，也辍学了。老师们来家访，劝爷爷让父亲回去读书，说他是难得一见的好大学苗子，不读书可惜了；小姑姑也跟着劝，“四哥比我学习好，应该让他上”；然而父亲心意已决，为了不让大家为难，索性跟村里人去市里打工去了，辍学的事自此尘埃落定，也成为他心底始终无法真正释怀的伤痛。他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讲起上学时的光景，讲他如何用养病时自学的“甲半乙三法”解出一道老师都没解出来的题，讲他梦回教室、又变成小时候的模样坐在第一排上课，他讲得兴高采烈、眉眼之间依稀可见多少年前那个意气风发、霸气自信的小小少年的风采。最开始父亲每个月能挣二十块钱，回家的车费一次一块钱，但他在市里打工两年，除了过年回家，一次都没舍得回去过，想家想得很了，就把出门前奶奶给他缝制的一件新衬衫翻出来看。就这样在市里打了几年工，遇到了许多好心人，还被一个城里人看上、差点当了他家的倒插门女婿；之后去了东北，先是大庆，再是克山，之后辗转到了那个他待了十多年的地方，位于小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偏远小村：椟柿沟。
上高中以前，她心中最崇拜的那个人一直是父亲，因为他比她所有同学的父亲都年轻帅气，也比所有同学的父亲更有魄力。她永远不会忘掉初中那次父亲带给她的荣耀感。那一次，同学告诉她父亲来看她了；她连忙扔了笔跑出去，从三楼望下来，教学楼前的广场上，父亲正倚着他那辆黑色的125宗申摩托朝她招手；耳边全是艳羡的声音：你爸爸真帅吭！你爸爸能气派的！她兴奋地跑下楼，站在广场上和父亲说话，头昂得高高的，眼角余光紧紧地留意着外部情形，教学楼从一层到三层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众目睽睽之下，父亲从皮夹克里掏出一叠红通通的百元大钞，抽出两张递给她，又跟她说了几句话，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那天之后，她和父亲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名人，人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又帅气又阔气的爸爸，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的自豪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后来跟父亲讲他那次拉风的出场退场，父亲却说他不记得了——他说他记得另外一件事，家长会。大约是在父亲出名之后吧，班主任邀请他作为家长代表在黑板前讲话；父亲认真写了稿子，登台那天专门穿上了他在重要场合才穿的那身黑西装；他说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家长和学生，看着她，激动得腿都在打飘飘——在父亲心里，那是他一辈子里最感荣耀的时刻之一。才多少年啊！十七八年？父亲从那样的父亲变成了如今这个面色严峻、斗志消沉的父亲，他苍老、寡言、易怒，一点都不在意个人形象了。
爷爷奶奶带着几个小儿小女回乡，二伯父与三伯父留在了东北。三伯父在那边做了几年活，认识了来自关内的另外一家人，和那家的女儿结了婚，从此便定居在那边了；二伯父跟着一对来自河南的老夫妻学硝皮，几年之后，师傅师母相继去世，他回到关内老家，娶了二伯母、生了大堂哥，之后携妻儿重回东北，在那边待了十几年。
小姑姑和小二叔叔是当时爷爷家里唯二读完高中的人。小二叔叔脑筋聪明，从上学开始始终都是班级前两名，学习上从来不用家人操心；反而因为家里太困难，缺衣少食的，拖了他成绩的后腿。上课时经常饿到头晕眼花，甚至多次在课堂上饿昏过去；第一年参加高考，才考到一半就饿昏了头，第一年落榜了；第二年参加高考，考取了上海的一所本科院校，名额被人顶了，又落了榜。他心灰意冷，打算跟四哥外出打工，爷爷不同意——一向优柔寡断的爷爷那次却跟他犟上了，不同意他去打工，谁来说也不行；小二叔叔只好回去复读，第三次参加高考，考上了长春地质学院，也就是如今的吉林大学，成为村里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个大学生——那是1989年，小二叔叔在教学质量落后、营养不良、接连遭受高考打击之后考出来的成绩；二十一年之后她考上大学，所有人都夸她是村里出的最好的大学生，她连连否认，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因为比她厉害的人的的确确有一个：她的小二叔叔。
小姑姑的求学之路就坎坷多了。她是典型的文强理弱的女孩子，语文、英语名列前茅，作文好得让老师都自叹不如，可是理科太差了，尤其是数学，时常徘徊在及格线边缘。父亲尚未辍学时还能辅导她，然而父亲得了肾炎、之后又辍了学，小姑姑便失去了学习上的唯一助力——穷人家的孩子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好自己努力，每晚在油灯下啃书本，鼻孔里被油烟熏得乌黑；奶奶心疼她，更心疼灯油，每每强制熄灯。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可是这句话放在现实生活里却常常失灵。小姑姑自觉学得差不多了，便报名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资格考试；成绩出来了，考的还不错；然而，造化弄人，偏偏是那一年、也只有那一年，出了数学和总分两条分数线，只有两条线都过了，考生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小姑姑，呵——，小姑姑，明明总分绰绰有余，却如何也弥补不了数学上差的那两分！她不甘心啊，然而结果如此，她无力改变，躺在床上，盯着房梁一直哭，也不说话。爷爷怕她想不开，叫父亲他们看好她；她没有想不开，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这种结果？哪怕考出两个大鸭蛋也比考成现在这个样子强啊！考成现在这样，叫她不得不联想到命运上面去。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暑假、躺到新学期开学那一天，她换上最好的衣服，梳洗打扮一通，背上书包，重返校园。如果问小姑姑在她的人生里哪一天最让她后悔，那么那天一定会被算在内。那天，小姑姑满怀希望地去了，当她走在学校的围墙外、透过花窗向里张望，恰好看到了她曾经的班主任正领着一群新学生在操场上拔草，那一眼之后，所有的勇气与决心霎时烟消云散；她拔腿就跑，捡着荒僻的小路往家跑，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哭，头发跑散了，鞋子跑掉了，书也跑丢了。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每个人一生中有那么多次哭泣，被自己的懦弱打败而退缩，这时的哭泣是最令人伤心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从没因为自己的懦弱与无能而哭泣，这个人是多么地幸运啊！那时的小姑姑，为自己的懦弱哭泣、为命运对她的戏弄哭泣，或许，对于自己日后的人生，她已经有所察觉，也因此而哭泣吧。
落榜之后不是没有机会。乡政府知道小姑姑文笔好，又是难得的高中生，曾经找她去做记录员；然而小姑姑拒绝了，在她心里，高考资格落榜的她怎么有脸去乡政府那种好地方工作？她不配，也不敢——不敢走出和另外两姐妹共享的小房间，甚至不敢再在家乡待下去。终于有一天，小姑姑趁家人不备，拿了家里仅有的几块钱，买了北上齐齐哈尔的火车票，只身一人，怀揣几块钱，从温暖的、温和的关内去到八十年代的寒冷而野蛮的东北；她去投奔二哥，然而二哥已经不是当年的二哥，他有家有口，日子过得也很拮据，她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便去镇上打工了；后来遇到了小姑父，结婚生子，遭受家庭暴力；再后来，开荒种地，搬进山里长住。当年心高气傲、乡里有名的大才女终于在生活的磋磨下变成了一个普通农妇。若是人生的苦难就此结束，急流转入平原，也没什么不好，然而厄运偏偏就是不肯放过她。2014年，小姑姑回到了阔别将近三十年的家乡，预备着陪老父老母过一段时间尽尽孝；刚回来没几天，接到了从东北传来的噩耗：她唯一的儿子出车祸去世了。小姑姑凄厉地大叫一声：“都怪我啊！”几十年前，奶奶塞给大儿子一根玉米棒子，将他打发出门，不久大伯父溺亡了；几十年后，小姑姑给唯一的儿子塞了一点钱，赶他出门出车做活，不久她的儿子死于车祸。命运在奶奶和小姑姑身上出现了戏剧性的轮回。小姑姑再次仓惶地、带着比二十多年前更加痛苦的心情离开故乡。两年之后，她一心牵挂的老父亲走了。
2010年，也就是她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交流的那一年，她去了一趟乡下。当年爷爷送她和母亲去东北和父亲团聚时她只有两岁，后来被小六叔叔接回关内时是六岁，算起来，她在那片黑土地上生活了四年多，然而那时年龄太小，当年的生活到现在几乎忘干净了。她坐在哈尔滨奔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怀着一种期待、激动而又忐忑的复杂心情，脑中思绪纷纭，不知不觉间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列车行驶在薄雾缭绕的绿色平原上，奔着那轮又大又红的朝阳开过去，一切都沉浸在金红色的旭日光辉之中，看看时间，只有凌晨三点多钟。
很多年前，小姑姑给家里寄山货时寄来了小表弟的照片，那时的他是一个又白又嫩的小奶娃；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奶娃长大了，长成了等在出站口处的那群人里最高最壮的那一个；她一眼就认出了小表弟，虽然他的外貌实在变化太大，小时候的模样全然不见了，他站在人群最后面伸着脖子往车站里看，她看着她怔了一下，然后立刻跑向他。小表弟骑着摩托车带她穿山越岭，去到了住在镇上的三伯父家。早两天三伯父去隔壁县干活了，只有三伯母一人在家。在此之前三伯母一直都是传说中的人物：热心肠、直脾气、喜欢打牌搓麻将；这次见到了，一番交谈，只觉她嗓门嘹亮、性情直爽，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女人。三伯母知道她要来，专门去山上采了蘑菇、摘了猴头菇、薅了野蕨菜和柳芽蒿子，割肉杀鸡，做了一大桌东北美食。吃罢午饭，小表弟接着带她进山看小姑姑和小姑父。小姑姑和小姑父常年住在山里看炮台——小兴安岭那一带夏秋时节经常有冰雹灾害，为了防止冰雹将庄稼打坏，各大农场都配备了炮台子，看炮人员必须时时在岗，好及时发现冰雹云并用炮弹将云彩打散，妨害于未然。他们转过一座又一座小兴安岭不甚高、不甚陡的树林子，来到一条不甚宽的河流前。她脱了凉鞋拎在手中，踩着河底的卵石，淌到对岸。走了好一阵子，转过一道开满桔梗花的山岭，看到不远处一个红衣妇女带着一条大黄狗，朝他们挥手往走来。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传奇一般的女人、那个她钦佩了好些年也念想了好些年的小姑姑！原来她的小姑姑竟然是这么瘦小的一个女人呀。泪水瞬间溢满眼眶。近了，近了；更近了，更近了。原来她的小姑姑竟然这样沧桑了啊。她踉踉跄跄地奔过去，扑到小姑姑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小姑姑温柔地摸着她的头，也哭了，在她耳边重复一句话：哎吆，姑娘都这么大了，姑娘都这么大了。大黄狗冲她汪汪叫，被小表弟一把抱起来放在摩托车前坐上推走了。荒山野草之间，姑侄俩默默依偎。小姑姑将她的手攥在手心拉着往她山上的家里走。这枯瘦的小小一只手的坚定一握，小姑姑性格里的坚毅再不需传说佐证。小姑姑问了爷爷奶奶并关内一众亲人的情况，几十年亲人不得见的心酸、几千里关内关外风土人情，在这一刻如江水滔滔绵延不绝；又说了接下来几天的打算：带她去哪儿，给她做什么好吃的，诸如此类。
小姑姑的家是一所落座在山间空地上的两间小石屋，右边那间住人，左边那间放打冰雹用的弹药；见到了传说中的小姑父，年轻时当过兵、当过镇政府小干部、离过婚、家暴小姑姑的小姑父，全不是她想象中凶神恶煞的样子：他鬓角两侧头发白的厉害，鱼尾纹簇拥着下垂的眼角如同两只横放的插满枝条的花瓶，面上纹路和谐，笑得像个老头子；接着看了小姑姑家的地：五百亩大豆铺展在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上，在山风的吹拂下连绵成一幅浩瀚的绿色海洋。小姑姑带她看庄稼、挖桔梗、挖黄芪，言谈嬉笑之间山风吹送、花草树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吃罢晚饭，四个人并排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头顶着一幅浩瀚无垠的璀璨星空，在小兴安岭清澈如水的夜幕下，看远山近水在夜色里的轮廓，说起这些年来相关的不相关的人和事。临睡前，小姑姑摸出一张旧报纸在昏黄的灯光下向她展示：江苏女子深入小兴安岭，坚守“炮手”岗位几十年，用勇敢与坚强书写抗击冰雹、保卫农业生产的壮丽人生，这段话旁边是小姑姑的照片——目光坚定地凝视着左前方，笑得意态舒展。这时她忽然明白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将小姑姑打败，她的小姑姑还是当年那个倔强的、不服输的小姑姑啊！那天晚上，多年未见的姑侄两个躲在被窝里咬耳朵说悄悄话，多少当时看似过不去的坎坷都化成了三言两语的叹息！时间啊，多无情、多有情，多可怕、多可爱！在乡下的最后一天她想去看看父母当年生活的小村子；小姑姑说看不了了，有一年发大水把水库冲垮了，去那边的路都没有了；小表弟在一边插话说柿子沟那边都快没人住了，房子大部分都塌了，没什么看头。
父亲病的那几年，日子越发闲散无聊，志气渐磨，怨气渐长，怨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一大家子，怨母亲时常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怨自己随了爷爷优柔寡断的性格一辈子不成事。在父亲绝望的抱怨里，她逐渐了解到爷爷年轻时的事。
夏天的时候爷爷自己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凉快，却让奶奶带着一溜子小不点的孩子在大太阳底下薅草；在村里当会计的时候油盐不进几乎得罪了全村的人，父亲和小姑姑在学校里被人扔石头、吐唾沫；二伯父和奶奶去河里抬水回来遇到村上另一个妇女去挑水，人家把扁担横在路上不让他们过，手叉着腰对她们母子破口大骂，吓得二人退回去从小路上溜回了家。后来一家人被排挤得在村里待不下去了，爷爷便将房子和责任田托付给一个本家照看，带了一家老小躲去了东北。那时候有一种很热门的说法叫“闯东北”，听上去似乎是意气风发的人为了开辟辉煌的人生到更广阔的天地里打拼，事实上只有实在在家乡混不下去了的最最落魄的那批人才会去。若非如此，谁会放弃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而去到千里之外一个陌生、荒凉、野蛮的地方呢？东北，东北，他们家族的人就是从爷爷做出“闯东北”的那个决定开始跟黑龙江这个地方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三伯父在东北安家定居、小姑姑嫁在东北、二伯父和父亲去东北开荒种地、小二叔叔考上了东北的大学并在那里定居……后来，父亲和母亲结了婚，去东北开荒种地、买地回乡、开矿山、开超市，折腾了一大圈，大半辈子磕磕绊绊地就这么过来了，每每几欲成事、总会生出事端。他就这样逐渐被生活教训成一个软弱、怯懦而又有着极强自尊心的人。自尊心，几十年下来，也只剩自尊心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这些陈年旧事，如今乍一想起，只觉那些事又近又远的，远的时候就像天边的云彩，近的时候又惊心动魄得好像昨天才发生似的。父亲他们有没有意识到性格里的缺陷？肯定有的，不但意识到了，而且意识得十分深刻；有没有试图改变呢？答案是有，只是时光冗长、世事杂芜，大风吹倒一片原上草。
草甸子、土豆园、草莓、端午、吊桥、沙果、妈妈说“我们上地的时候就把你弟弟拴在窗户上边，防止他从炕上掉下来”、妈妈说“你妹妹天天晌午拎小茶壶上山那边给她们送水”、妈妈说“你爸爸天早上领你上南边榛柴窠里拾榛子”，妈妈说……从前的某个时期的夜晚，她频繁地梦到东北，生活中的意象、母亲在梦中的讲述，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还是她的梦里的幻想，她分不清，只有那首打油诗，确定无疑是父亲教的：每天清早，当她醒来在土炕上，父亲就会领她背诗，他背一句、她（也可能是她们）背一句：
两只公鸡眼睁大——
两只公鸡眼睁大——
独木桥上来打架——
独木桥上来打架——
为争一粒小芝麻——
为争一粒小芝麻——
扑通扑通掉下河——
扑通扑通掉下河——
爷爷说，“那年子，我送你和你妈两人上东北，在齐齐哈尔火车站里遇到两个黑社会。我身上就还剩两块来钱，还得买车票，还得买饭吃，不能给他们呀！就赶紧跑车站小卖里，花两毛钱，买一包烟，一人一棵拔给他们抽。我说我老人家是从关里来的，送孙女上东北找他爸爸，身上就还剩两块钱，实在没有余钱给你们了。哎，那两个小青年人也不是孬人，一听我这话，钱也不管我要了，之后……”
“之后”后面还有事发生，是那两个黑社会青年带他们去车站旁边的小餐馆吃了一顿饭，还是带他们见了他们的头头、然后再由头头带他们三个去吃饭，爷爷给她讲了许多回，但是她记不清了。老爷爷慷慨激昂地讲完了，总要在嘴上抹一把，然后慷慨激昂地对她道：“所以啊，小松子，我跟你说啊，你在外边，遇事一定得沉住气，不管干什么，莫怵头！”
大连那么靠北，还靠海，风一定很大吧！可是父亲这个人，一做起活来什么都忘了，闷着头一天不说几句话话！肯定会嫌麻烦不带口罩吧！可是不带怎么行呢，矿里的粉尘那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