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大量群众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东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来势如风起云涌。全国各大城市都紧张起来，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各方面压力很大，使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我的用语没有用“恶性通货膨胀而是用了“严重通货膨胀，实际没分析通货膨胀，于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

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鹏、姚依林这些人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再加上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他们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复辟；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这样一搞，几个月后全国经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经济萎缩，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一控制就出现了市场疲软？所以当时提出治理整顿效果是不好的，尽管原来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出一个口号，把1989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以便迅速稳定局势，创造条件，将来重新开始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实行原来的方案。攻价格关、工资关，解决两个体制并存的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是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教训。

直到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批评了过去对治理整顿的这种消极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势加快发展，加快改革，才使经济出现了生气，出现了活力，人民是满意的。由此也恰恰证明，治理整顿中一味大砍、全面压缩，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中国经济问题很大，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南巡讲话以后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时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这一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加以认识。一个是改革。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上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时，不要把这种情况看得过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号；而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形势。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

总体上说，一是价格改革当时设想的方案、思路有问题，没有按前几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坚的办法，一举解决价格问题。攻克这一关，市场经济就形成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震荡疗法。二是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88年春国内各方面议论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87年经济过热和投放货币太多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处理不恰当，肉、蛋、蔬菜价格上涨。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三是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