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