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皇叔卖着草鞋的时候，曹孟德和袁本初正在祸害京城中的良家女子，一个是有着皇室血统的偏远皇族，两外两个，也都是门阀显赫的世家子弟。整一个三国之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出身低微者出场的机会，从这里，在这个故事讲述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中国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所谓从龙有功的人，说到底就是在政治投机中找到最后的绩优股，这个股不用当时就是高点，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做长线操作，最终吃定市场，像袁绍，四世三公，一出场就背景深厚，**之中的**，结果最后还是辛苦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曹孟德尽管开局不利，但是有着极强的短线操作能力，最后一步步的做大做强，也实属不易。
而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人，图的也很简单，所谓五子登科的事也不是现代人弄出来的，无非就是土地，金钱，女子，地位，或者再加上权力。刘邦当年打天下，开空头支票无数，哄得一堆穷哥儿们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到了结束，又开始玩资产兼并重组，让人家什么也得不到，显然不厚道。
刘秀显然没有他老祖宗的胆大心细手段狠毒，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倒是道出了自己率性的一面。
但是上位者永远不可能道德优良与治国有方共存，蛋糕就那么多，手下的弟兄们分光了也就没有了，而东汉开始，中国的士族们开始过上了一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日子，出行浩浩荡荡，动辄千人，家中屋舍无数，在没有城管的时代，可以到处违章盖别墅，还有仆人伺候，没有国土资源部的遥感卫星，圈占个把土地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武装：部曲。
大户人家安置些人手看家护院的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那个年代一没保险公司，二没专业保安公司。北京的安元鼎要是到了那会儿，保证成为全国第一强。在那个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毕竟，地主家里的余粮不光是国家惦记着，难保不准有些人喜欢玩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传统对于劫富济贫的豪侠都是十分敬重的，更何况汉代中国最后一点的侠士的风气还尚存，豪侠仗剑四方，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作为一个共同国家的形成持续了漫长的过程，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统一的无条件支持，分裂带来的痛苦和屈辱深深的进入我们的记忆之中，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即使是到了中国近代，广东的陈济棠仗着广东的富庶与中央分庭抗礼也不敢提分裂之事。即使是实际上裂土为王，名义上也得跟曹阿瞒学习，把中央共主当着菩萨供着。
但是中央要控制地方，就需要任命地方官员，东汉一来为了削弱地方权力，二来也确实是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管理需要，在州，县之中又加了郡，形成了县，郡，州三级的地方管理体制。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直属国家的，并且军民分治，美国的州长权力再大，可以不把联邦的法案当回事，也无权动用军队，因为军队的控制权在中央，换句话说，地方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的统一，并且军权，外交权，和立法权都收归中央。
但是在汉代，乃至西晋时代，这一点无法实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技术上的不可行性，前面说到了，中国中央王朝的扩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开发的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而在南面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崇山峻岭之中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在北方，匈奴，鲜卑这些马背上的民族还在虎视眈眈，而在西北，羌人则伺机而动。
地方政府需要军队领军自卫，中央驻军不可能总是能够那么及时的到位应战，毕竟从中央（主要是洛阳，长安）到地方的路途遥远，军队调动需要时间。
所以地方就面临一个局面，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没法帮。要想解决问题，还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以地方上的有名望的人们聚集起来，武装自己的奴仆，组成地方民团维护当地秩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处理地方军事保护的需求和防止地方趁机作乱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地方民变层出不穷，古代不比现代，不明真相群众占了大多数，古代政府也不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此类事情的办法大体两种思路。
第一，地方军权通通收回，一切打仗之事国家说了算，比如明代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以及军队的农民化，世代为兵，屯驻地方，平时自己种粮吃饭，战时地方供应，花钱不多，效果当然不好，地方政府根本不把这些子弟兵当回事，打仗的时候不好好供给，伤兵也不好好照顾，这种恶习传到民国，直接导致了军队士气的低落，原因很简单，又不是我这个地方的人，打死打伤与我何关。
我们不能强迫古人有多么高的政治素养，因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办事不用心，将士打仗自然也不尽力，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往往变得很复杂。后来的曾文正公办法很简单，地方募兵，在自己家乡打仗，说的都是家乡话，保卫的是乡里乡亲，亲不亲，故乡人，再加上湖南人民豪勇的性格，自然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要将士好好打仗很容易，要地方好好支援前线也很容易，只是需要一个理由。
第二，两层分置，地方有地方武装，中央有中央武装，有了事，地方先抗住，等着中央来帮忙。
但是这又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太管用了，地方军事实力强大到中央都比不上的时候，就要内乱了，比如安禄山造反，就是仗着地方军镇的强悍，而生活在京城的禁军早晚会腐化堕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这对中央而言很危险。
地方扛不住的情况是大多数，毕竟不能指望着地方民团和正规军打仗，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勇气，而是整体的实力比较，等到中央军劳师远征的过来，又面临地方情况不熟悉，不服水土等问题。
有人说，把中央军派驻地方不就得了，但是这么做，显然又走了第一种思路的老路。
正是由于这样问题的存在，再加上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因此地方官员一直不遗余力的扩张自己的军力。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三国乱世前期的时候，领兵的多是地方上的长官，比如董卓当过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务，而刘皇叔最喜欢别人叫他刘豫州。因为有了地盘，才能有实力发展军力，而那些没有地盘，光有军马的人往往最先败亡，比如寿春的袁术同志。
刺史领兵原本是东汉末年为了镇压各地民变和入侵不得已的举措，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小农经济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容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在这个地区中一切维持生存的资源都能够自给，因此往往也很容易出现独立的情况。关起门来当土皇帝，至于外界的事情，暂且不管。
所以，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削弱地方的军力，武帝借口四海归一，废除了兵役，同时想要废除的，还有刺史，也就是各省省长们上马打仗，下马管民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前面罗嗦一大堆的目的就是在于说明地方需要一定的武力以自保，这种客观要求和地方士族拥有的庞大的准军事力量的现实，使得武帝的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
文武分制，是三国之后中国的一个特点，军事官员只管军事，而文官只管民政，这无疑是中国当时领先世界的一个新的政治举措，罗马还依赖于地方总督对于皇帝的效忠这薄弱的统一联系，如果总督拥兵自立，中央衰微的话，根本那他也没办法。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中央从技术上永远不可能控制住地方的每一个举动，而且过多的控制会使得地方缺乏活力和应变能力，在灾难发生时候缺乏自救的能力。而如果不控制，地方势力做大之后，就有倾覆中央的危险。
总之，削弱刺史的权力在于中央把自己触角更深的深入基层，但是很快，晋武帝就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策。
皇室宗亲的出路问题一直是困扰历代皇室的大问题，皇室子弟中又不成器的纨绔子弟，也有资质出色的青年才俊，但是政治的敏感性使得任何时候这些人血管之中流淌的血脉都会成为自己荣华富贵的凭据，也会成为杀身之祸的由来。
曹阿瞒行法家的刚猛之说，身后几个继承人对自家兄弟也多是防范之心多余亲族之爱，没办法，人家也有曹家血统，万一哪天手下人不老实，那就麻烦了。
所以曹魏被司马氏如此轻易的取代，家族成员都在首都被抓了个干净，地方有没有手握兵权的声援，所以司马氏处理起曹家来无所顾忌，也就更为心狠手辣。晋武帝当然不希望司马家被人重蹈覆辙，所以要用办法解决。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学当年的刘邦同志，把本家侄子什么的都封出去当王，不过司马氏比较爱护动物，没舍得杀白马昭告天下“非司马氏不王”。也许晋武帝同志不相信这套封建迷信，不过有时候，封建迷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现代社会的王室还有各个亲王，比如眼下大热的英国王室威廉王子的订婚仪式，就闹得全英国，全世界都知道了，英国人希望借此增加旅游收入，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沦落到要靠王子结婚收门票创收，是在是可悲的一件事。不过，亲王也是有不同的，威廉他爹查尔斯王子就是威尔士亲王，这是英国王室授予男性王位继承人的荣誉。
扯了个题外话，不过晋武帝却是认真的封了本家大侄子们去往各地，本来，封王不一定就藩，查尔斯王子也不是一直呆在威尔士的，但是这次晋武帝的分封动了真格，原本封王只是一项产业，就像后世的明朝亲王一样，各王只是享有封地的收入而已，并无民政，军事权力，但是晋武帝在这次封王之外，还给各个本家大侄子们加上了一道日后颠覆中央的宝物：都督地方军事。
一流的政治家和二流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靠外在的压力使人臣服，而前者则依靠人格的魅力让人自愿跟随，晋武帝同志说的很好听，为了日后天下太平而罢黜地方兵役，又剥夺了地方官员的领军职权，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了换上自家人铺路罢了。
西汉时期，鉴于外姓诸王起兵叛乱事情，刘邦同志痛定思痛，宁可自家子弟争来夺去，也不能便宜了外姓的家奴，所以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而且，刘姓诸王在日后对抗吕氏乱政时期，却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王们也想要在头上弄个白帽子戴戴了。晋武帝不可能不知道七国之乱的危害，但是他还是十分自信，自信的认为自己能够避开历史的规律。
晋武帝同志的举措很简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构建既得利益同盟，在京师中不断扩充禁军的规模，除了当初的中卫军被扩编之外，又为自己的儿子加置了五卫率作为东宫宿卫。
在从宫殿门外到宫城的内宫，有骁骑、游击二营，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分驻宫城外四门。汉代时候就有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保留，又增加了翊军、积弩二营。
贾谊的《过秦论》有一句话非常经典“陈利兵而谁何。”晋武帝大规模的扩张禁卫军，把精锐之士搜集到京师，这样，任何地方作乱，武力上都无法与中央的禁军对抗，自然能够保证他这一脉的传承下去。
京师禁军的来源非常有趣，从汉代开始，遴选西北六郡的良家子编为羽林军，后逐渐成为传统，良家子，指的是不在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的人，出身清白家庭，品貌良好，以前打仗除了贵族子弟从军之外，还多有如贱民，囚犯，入赘之人（上门女婿要小心啊）被强制征发为兵，这些事实上都是低级炮灰，而良家子则是属于精锐部队序列。
套用我们现在的话，良家子也就是根正苗红，家境不错，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人才，而这样遴选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禁军中进了不少官家子弟或是士族子弟，晋武帝司马炎的算盘打得很精，官宦子弟总是要有出路的，混不进中央公务员队伍总得给人家孩子找个地方呆着，进了东宫禁卫，好歹也是事业编制，而且跟着太子混，也是属于从龙的一帮人，他们的爹一个个的都是中央或者地方上的实权派，到时候就算造反也得掂量掂量站在那边的问题。
精锐部队留驻中央，选取豪门子弟为禁卫，又把自家大侄子封到各地执掌大权，官员们的子弟多送往京师充任羽林，说好听的叫禁卫，说不好听就是人质。中央禁卫兵力强大而地方各王兵力有限制，司马炎算的很清楚，给地方各王的兵力替朝廷灭个把叛民足够，但是造反绝对没可能，如此巧妙的设计，足够让司马家永享富贵了。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无数伟大的人物都曾梦想着征服或者打破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而这种尝试最后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司马炎同志也不例外，他的精巧的政治布局是为了家族利益的长远，不过，他的布局之中存在一个致命的疏漏，而这个疏漏，最终导致了晋的统一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繁华，而且，开启了长达四百年的中华乱世的悲惨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