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也是我童年的时候，青少年入团入党，入伍从军都是填一张表格，就是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和团体都是填表，表格上的内容是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记得最清楚最令人关注的是那栏“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因为家庭出身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填表人在“家庭出身”一栏中所填的不外乎“贫农、中农、地主、富农”几种情况，本人成分是指的自己填表时的职业，家庭出身是指的自己的家庭在解放前的阶级地位，也就是说是地主还贫农，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用当时的话是属于无产阶级还在资产阶级，当时人们对成分的概念大多也是指父辈祖辈解放前的地位，当兵入伍前要填表，入党入团时也要填表，参加任何一个先进组织都要先填表，后由上一级组织审批，那时候，家庭出身是不敢乱填的，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填成贫下中农，被组织发现后或被揭发后，不但目的达不到，还会冠上不老实，目的不纯，欺骗组织的罪名，所以当时在填家庭出身一栏时，人们都很谨慎，即使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地主富农出身，也不敢乱填，只有老老实实的如实填写，争取组织的同情谅解与宽容，那时候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孩子，别说当兵入伍、入党就连入个团也相当困难，特别优秀的要经过组织反复的考验，这是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袁德生就是一个富农出身的孩子，当他在十多岁的时候正好赶上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时成分论特别严重，凡是出身不好的学生，都会受到社会的歧视，*那阵子他看到一批学生都先后入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他十分羡慕，便积极写申请，向组织上要求加入红小兵和红卫兵的行列，参加轰轰烈烈的*运动，可是他三番五次的申请，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红卫兵拒绝，为此他曾向自己的父母发脾气，问他们为什么是富农，当年为什么剥削穷人，害得自己连个红卫兵也当不上，父母对他的责问只是低头不语，不作任何解释，在当时特殊的年代里其他孩子为了表示自己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都不跟袁德生玩耍，这使袁德生感到十分的孤单，孩子们都处在贪玩的年龄，没有同伴是很忧伤的，后来老师告诉他，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是唯成分论，关键在于个人的表现，只要自己积极努力，拥护党的政策，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是有出路的，老师的话使袁德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于是他认真寻找着自己要走的路。
说实在的，袁德生当时确实受尽了歧视和嘲笑，同龄的孩子欺负他，打不敢还手，骂不敢还口，有时候也是其他孩子未有泯灭的童性，半开玩笑的启发他骂他是富农羔子，如果他看别人一眼，别的孩子就会责问他“你想变天吗？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吗，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袁德生十分生气和伤感，不敢怒不敢言，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突然把他的帽子从他头上摘下来，嗅了嗅道“哎呀，一股子富农味”然后朝地上吐了两口，把帽子扔了老远，袁德生捡起帽子抖抖帽子上的土，又戴在头上，没有表示反抗，后来他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多次在作文中，在黑板报上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并表示对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他说“我虽然出身在剥削家庭，没有选择的的权力，但我想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一辈子与家庭划清界限，与剥削阶级决裂，跟着**，跟着**，和剥削阶级斗争到底”因此在每次批判走资派的会议上，在阶级诉苦会议上，他会旗帜鲜明的批判声讨地主阶级的罪恶，拥护党的各项政策，时间长了群众为他的真情所感动，学校村里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他的积极表现被学校定为“可教子女”可教子女是当时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指出身不好的孩子，能够与家庭决裂，划清阶级阵线，拥护党的领导，表现积极，就可以定为可教子女，意思是可以教育好的地主阶级的子女，有了这个名称，他就可以当兵，可以入团了，袁德生在这个可教子女的光环下当了红卫兵，入了团，在这个光环下他度过了少年、青年时期，在个这个光环下他读完了初中、高中毕业后又成了积极分子，七七年恢复了高考时，他没有考上，七八年复读，考取了中等专业学校，那时候兴起文凭热，大多数干部都是工农兵出身，没有文化和文凭，他毕业后因为有一种中专文凭，很快步入了领导岗位，先后当副科长、科长，后又当副局长、局长，要说改变他命运的是他的那张文凭，并不是可教子女的身份，走上领导岗位后他对可教子女一词表示十分的厌恶，不管在什么场合，谁一提“可教子女”他会立即表示极大的反感，袁德生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求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干部自以为当年给了他“可教子女”的身份，会让他值情，于是村里有什么事经常求他办理，有一次村干部到市里找着他，他对村干部也进行了热情招待，喝酒间，村干部提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为家乡办点事实，贷款给村里上个项目，办个企业，再为村里修一条柏油路，袁德生听后说这事倒不难，我一安排就行了，不是多大的问题，可你们要想好了，我这富农出身，恐怕修了路贫下中农不会走，办了企业没有人 上班，你们反而落个阶级阵线不清的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再说这富农修的路，别把贫农沾成了资产阶级了，支书是个文化人，听出了袁德生话里有话，锣鼓听声，听话听音，支书这个老三届毕业生哪吃这一套，对袁德生说“德生，当年你出身不好，我们也没咋咋你，那”可教子女“的名声是你用行动争取的，也不干我们什么事，当时你与你父亲划清界限是谁逼的你 站出来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稿子是你自己写的，你与家庭决裂是你的主张，你为了自己的前途而背叛自己的家庭，反而责怪其我们来了，路不修了，企业不办了，走”支书拉起同行的人站起来拂袖而去，袁德生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听我解释”那支书头也没回的走了。
还有一次，当年上小学时摘他帽子的同学，已经年过半百，如今儿子大学毕业了，想让袁德生通融一下找个好工作，这一天，那同学带着儿子和一些土特产来到袁德生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同学提出给儿子找工作的事，袁德生也点头答应了，在喝酒的时候，袁德生从里间翻箱倒柜找出了当年那顶帽子，拿出来半开玩笑的说：“老兄，现在你再嗅一嗅这顶当年的帽子还有富农味吗？”那同学脸一红笑道：“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和你开个玩笑，你别介意，几十年的事了，你还想着”那同学的儿子不知咋回事，便问其故，袁德生从头到底讲了一遍，那同学的儿子问父亲：“父亲，既然有这等事，人家还念念不忘，你咋还有脸找人家？”父亲说：“这不是为了你的前程吗？”那儿子站起来对袁德生说：“叔叔，对不起，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前嫌，要知道我不会来的”说罢要他父亲走，他父亲不想走，还想让袁德生帮点忙，儿子说：你认为人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吗？你把我看的太无用了”说着一把拉起父亲对袁德生说：“叔叔，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们这一来，又勾起了你当年的伤心事，我表示歉意”说罢拉起父亲走了，袁德生怎样解释也没有把客人留住。
不久，袁德生的父亲死了，袁德生回家奔丧，找村干部商量办丧事，可村干部一个也不在家，村里的壮劳力打工去了，连个埋父亲的人都没有，最后袁德生从邻居的口里打听出其中的缘故，终于找到了支书与村长，支书村长念多年的邻居的份上，帮他料理了丧事。
此后，将近五十岁的袁德生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重新感悟人生，多了一些对自己的反思，少了一些对别人的怨恨，多了一些对自己的反问，同时又多了一份对别人的宽容，他没等村干部找自己，主动为村里修了一条柏油路，为村里引进了一个外资企业，不几年，村里火红起来，袁德生也赢得了村里人的理解。
人啊，总不能把别人的过错铭记在心上，这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忘记伤痛的过去，才有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