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范还是摇了摇头。

孙元起有些纳闷：“那行先准备去哪里？”

赵景范终于鼓起勇气：“先生，学生在回国途中曾认真思考过以后的人生将往何处努力，究竟是把自己的才智使用到科学研究之中，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主？就在我因为抉择而踌躇彷徨、痛苦思虑之际，偶尔在《圣经》中看到一则启示，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圣经?腓立比书》）我顿时若有所悟。

“我当时就想，纵使我做出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证明了主的意志与存在；而在凡事都能的主看来，一介凡人的才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唯有虔诚和光大耶和华的荣耀才能摆在神的祭坛上，此外再无其他苛求，所以我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荣名厚利全都抛掷得干干净净。随即我把这些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荣誉证章等全都扔到了海里，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为的是以此取悦年老的双亲和报答先生的厚恩！”

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纸mit的博士文凭呈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兴味索然地看完文凭，然后递还给他：“给你父母也看看吧！他们虽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或许他们更希望你能回心转意，逢年过节能在祖宗牌位前烧柱香、磕个头，但是信仰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这纸文凭也许能让他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然后转过身，倒剪双手在前面踽踽而行。背影中居然有几分萧索落寞之意。

并不是孙元起不想说服赵景范脱离宗教，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根本无法与宗教媲美，自己说服赵景范只能是一时一刻。但宗教对于赵景范的诱惑却是时时刻刻！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敲开中国的国门，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教案层出不穷。据统计，从1856年到1899年这43年间，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起，直把清廷折腾得焦头烂额。最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实还是因为教案，结果大清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教会和传教士不仅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远超今日所能想象，以至于很多知名人士都是出生基督教家庭或者成为信徒，比如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的林巧稚女士就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笃信基督教；被称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奠基人的杨遵仪虽然后来以75岁高龄入党。但也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再比如著名学者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等都是幼年受洗。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落花生”许地山等都是虔诚信徒，而像著名历史学家方豪，本身就是天主教的司铎！

在这种氛围下，想要劝说一个笃信基督教的青年放弃信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吃力不讨好。所谓“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破坏别人的道心被很多宗教视为是最重的罪业。

半晌孙元起才接着说道：“既然有志于传教弘道。我也不多阻拦你。只是你如此年青，又有如此才华。现在就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未免可惜。而且你这出国一走就是四。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