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树立金日成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主体思想的地位。

但是，列宁本人并不使用“斯大林主义”，“**主义”之类的话。

马克思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列宁、斯大林、**虽然在政治战略、战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发展。通过10月革命，苏联虽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权利将列宁与马克思并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说自己独创了金日成主义，实在可笑。别忘了，当时**还活着呢。

我已经完成主体思想的理论工作，也放弃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金正日说过好几次，朝鲜是小国，如果要以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会消耗很大的国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发展主体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大国。

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过是他们父子的主观意愿而已。

我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义”很欢迎，因为“主体思想”并没有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作者自诩哲学家，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对作者来说，超越马列主义是“人生大事”）。

当时朝鲜大学生必读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于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因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后，对我来说，就有了发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的自由。

我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开始频繁外交活动。当时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从宣传部党史研究所转任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没多久，他给我来了电话。

“金正日同志已经提出金日成思想，我们要重新编写教科书了，议长同志要多多指导帮助我们呀”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且人手也不够。金大只有我的两个助手对主题思想明白些，其它学者仅仅只是从我们这里听说过而已。当时，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义发表的《关于主体思想和共和国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义发表的《为了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关于党的建设的几点问题》，就没有其它的文献了。即使我自己写，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义的文章发表之前，也都是废话，所以我觉得时机未到。

理论宣传科长说写新教科书是党的方针。听他的语气，好像是金正日已经定下来的事。我不能再反对了，就从金大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挑选了5名学者，编写哲学教科书。金大的教授们支持我的理论，社会研究院方面，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论争开始。

结果教科书编辑工作以失败告终，学者们连草稿也没有交上来。不仅教科书没有编写成功，学者们也意见对立起来，听说情况之后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学者们叫到一起，先让大家讨论，然后自己下结论。

有一天，党中央科学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说让金大和社会科学院关于主体思想展开论战。我建议两方写文字发言，以文稿为基础论战（因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学者们曾有过否认自己口头主张的事情）。

论战的结果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占下风。后来，社会科学院几名学者以反对主体思想的罪名被处理了（强制劳动）。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讨论的科学教育部副部长原本就是个有集团倾向的人，他不顾我的劝告最终还是把人处理了。我一直把这件事当做我的重大失误之一。新思想出现，当然要有反对意见者。

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金大和社会科学院长期对立的原因。一开始只是双方认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两个部门的对立关系。

我从金正日那里获得了掌管思想理论的权力，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金正日掌握着实权，为所欲为。

与几乎所有独裁者一样，金日成的最大弱点是只相信亲近的人说的话，只相信自己的家人。

关于金日成的这一弱点，我曾经问过一起跟他打游击的党内干部。那位干部说，“当时（游击队时），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样。”金正日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金正日常常举办宴会。宴会花掉了朝鲜的许多外汇，金正日还到处建别墅和打猎的围场。金正日的酒会乌烟瘴气，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对一个人说，“今天开始，你就是党中央委员了”，后来就真的那么办了。或者“撤掉某某”，后来那人就真被撤职了。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这种场合，很让人痛心，笔者不愿再回忆。

金正日恣意妄为，招到批评，于是他又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怀疑有谁威胁自身，立刻逮捕。

一个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专任党务的只有一名大学书记，一名宣传指导委员和一名统计员，但是金正日掌权后，3人变成了50人。社会安全部和国家保卫部还在金大派驻了常驻机构。

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会广收贡品，连大学也要动员师生为金正日准备礼物。数量众多的贡品最后又被金正日赏给身边的人。

金日成以各级党组织为依托，建立了遍布党、政、军的“挣外汇”事业，然后再用挣来的外汇维持党的开销。

我曾任金日成秘书的秘书室现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机构，他在党中央的党徒都进去了。他成为党的主人之后，对中央党部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建造了数十个更豪华，规模更大的办公室。对南（对韩国）机构的办公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党中央职员数量急剧膨胀。

我那时已经与金正日在组织上没有直接关系，我主管主体思想的宣传。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全世界设立了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机构，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后都会举办研讨会，我通常作为朝鲜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努力不让研讨会成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我与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

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与来自朝总联（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译者注）的学者们交流，向他们介绍主体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会议上，我对日本代表团说，没有必要模仿朝鲜，要根据日本实情来做。我还在多个场合说，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主体思想。

尽管我一再强调，代表团还是常常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他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是不可能公开说“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张的东西是虚伪的”。所以，我只好跟外国友人说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主体哲学的具体内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议，为了指导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主体思想研究所”（非公开）。

金日成任命我为研究所的所长，于是我要离开任职14年之久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想到与弟子们分开，想到以后不能再共同探讨哲学，我很伤心。金大是我心灵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离开那天，在校长室，我哭了出来。

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开始在党中央上班。当时我还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要陪同客人，所以实际上班晚了几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在党中央金正日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我在主席宫经常与金日成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