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第88特别教导旅团内的朝鲜人中，苏联之所以选中金日成，就是因为它年轻，同时觉得他有远见。他的经历跟中国**的领导人根本没法比。为了让自己从一个苏联军官变成一个朝鲜人的英雄，夸张宣传就成了必须的工作。当时又恰好是个好机会，朝鲜人长期受到日本人压迫，迫切需要一个英雄。
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被称作第3国际的这个联盟1943年宣布解散。期间苏共的路线与第三国际差不多，原因很简单，并不是第三国际领导苏共，而是苏共领导第三国际所属的各国**。
北朝鲜受共产国际领导，当苏联批判个人崇拜时，北朝鲜也要对个人崇拜展开批判。有意思的是，正是斯大林让金日成成为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一向是喊斯大林万岁口号最响亮的人，而且他完全模仿斯大林在朝鲜建立了个人崇拜体系。历史事实是：当苏联批判斯大林时，朝鲜**也在批判金日成。接受苏共领导的那批朝鲜**人在朝鲜贯彻了苏共的方针，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批判。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批判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蔓延到了思想领域。所有反对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进来，贯彻苏共指示，反对金日成独裁。
金日成通过嫁祸和残忍的肃清行动，很快将火苗熄灭了。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是苏联派，党委书记是延安派，领导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平壤市市委书记是延安派，这样以来，不仅在校内，在党中央，我成了各方竭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我当时还不属于任何一派，资历尚浅，只是与金英柱（金日成亲兄弟）等有良好的个人关系。
我的职务是，党的方面，金日成大学党支部副书记；行政方面，我是哲学讲座长（哲学系系主任），大学科学研究部长。科学研究部长与研究院长是大学内最有权力的人。副校长的权利很小，所以，整体来说，我是仅次于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第三号人物。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依赖我处理事情。党中央来的人会问我大学的情况，然后让我不要对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说。
但是我很苦闷，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牵涉到了我。当时，不仅哲学和经济学，批判活动已经蔓延到了语言学和生物学系。我一直认为：批判运动对杜绝个人崇拜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影响到正常的教学，肯定是不行的。
我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决定一切。但是，事实是，**者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干得却全是政治斗争的事。我担心自己会卷进去，成为权力斗争的道具。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认，如果不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在大学里我甚至保护不了自己。最让我难过的是，自己身边的老师们被迫害，我却束手无策。
我当时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应该听从干部部的劝告，去中央党校，而不是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
南方劳动党的人被肃清之后，接下来轮到了苏联派和延安派。
两派的人企图借苏联批判斯大林之际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大学里有点勇气的老师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老师们大多同情被肃清的南部劳动党成员。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斗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学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对金日成的苏联派朴长玉和延安派的崔昌邑，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的学者们联合了起来。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随时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他们到了学校一定会找到我，秘密调查校长和书记的动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我对政治斗争既不懂，也不想卷进去，所以对所有的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体党员会议上，以朴为代表的苏联派和以崔为代表的沿安派联合势力攻击金日成，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当这个时候，又爆发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党支部书记等人逃亡中国的叛党事件。
接下来自然是大学内又召开了思想检讨会，又一批学者牺牲了。传闻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们写了反对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写作的人没有参加思想检讨，他们被秘密警察带走了。
申载允老师是曾经的平壤经济专门学校校长，肃清运动时他在金日成大学通信专业。延安派的崔昌邑被捕后，他立刻骂崔昌邑是坏蛋。但是问题是，党内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是日本日援会成员，所有日援会成员都被当作延安派。他的同僚们听到他骂崔昌邑，就联合起来攻击他。我觉得，虽然他有性格上的弱点，不通人情，但是，他还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党组织劝我断绝同他的关系，看着他被整垮，我没能力援助。后来，他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曾经接受过他的恩惠，却没能帮上他的忙，我时常内疚，当时他都50多岁了。
接下来我想说说曾经和我一起逃难的宋宪革，他也是50年代牺牲的知识分子之一。
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金日成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经济专门学校。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军一度后退，他被韩**队抓住，负责给士兵们装弹药。后来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来之后，他又进了人民军，并希望重新入党。因为担心人民军（怀疑他），他一直在人民军内呆了7年之后才找我帮忙。
“你现在被安排在哪儿？”
“平壤西区，人民委员会商业部当指导员”。
我决定帮帮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们考虑安排宋的问题。然后又去找了与我关系不错的商业学校校长，跟他讲宋很有才华，强烈推荐宋去商业学校做教员，校长同意了。
重新进入商业学校后，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时间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是到了1956年8月，也就是前文说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攻击金日成反遭肃清之后，党的个人独裁更加严重，开始严格调查所有知识分子。宋虽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经参加过日本军队，哥哥又跑到了南方……结果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一个“养成所”当教员。
后来他还寄信给我，虽然当时我已经进入党中央，但是仍旧没有能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因为政治牺牲了。
从宋的身上，我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善良未必能保证成功，相比而言，独立自主性要比创造性更重要。在东京时，我劝他不要参加日军，他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饥饿等），还是去了。在金日成大学读研究生时又回到了不该回的金日成大学，在不改结婚的时候听从父母结婚……宋天性善良，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听老师的话。
想到他我还联想到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在教育子女时，除了交给他们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自主和拥有不屈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