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

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

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什么给我这个？”

“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

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

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张，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