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开始对外开放－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老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特区是邓老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

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4月份**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老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

【128】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人。特殊时期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9】“租界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免除中国本地法律司法权）的外国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131】指一些外国政府专门为了扶植本国工业而提供的低息贷款，条件是铃须用于购买该国出口的设备，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最后的腐朽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为不断重新瓜分市场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战争的阶段。

【133】例如，外汇的融通、物资的交换、价格的浮动，奖金的发放，科研人员到工尸兼取，状事第二职亚等等。

【13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的秘书。1980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