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她同一批过来的“军嫂”们都由地方政府安排了工作，有的还是刚刚“农转非”洗脚上田的，也都进了单位，端起了深圳的铁饭碗。肖向利的丈夫性格犟，跑了几圈关系就不愿意了，他受不了这种上求东家下求西家的折腾，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于是跟肖向利商量，“要不咱们筹点本钱做生意算了”。对安排不安排工作，肖向利主意不大，但对做生意她本能地反感，一口回绝丈夫的主张。

在肖向利的脑子里，“商人”已经成为一个敏感而龌龊的词汇。那年，刚回到老家，一场大病险些要去了她的命，虽然最后手术成功，药到病除，但这不是她厄运的结束，而是开端。紧接着，身为副县长的姨父被告发，经过查实，在他短暂的县长任期，竟然受贿八十多万元，这八十多万元，正是来自盘根错节于小城里的小商人。在姨父不光彩的官场生涯中，姨妈当然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夫妇俩双双锒铛入狱。肖向利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相信，心目中的慈父严母，竟然是这种不择手段，贪得无厌的人。

那段时间，肖向利多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从深圳回来，即使做个卑微的打工妹，也比在贪官的荫庇下活着要有尊严！也是那段日子，她动不动就会想起何在江，这个戏剧般出现，然后又戏剧般消失的东北男孩。她甚至想，要是他不离开，或许就可以跟着他远走高飞，飞到他的东北，总之让她有个理由离开这个伤心腐朽之地。想到何在江，她一直无法开解的是，难道一个街头的小小误会，就让他不辞而别了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家世，到底是何种原因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决绝呢？

时间并不是医治伤痛的良方，而是掩盖真相的道具。

她没有勇气在小城里继续呆下去，通过曲折的关系，把工作调到了长沙，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期间，她自修完成了大学课程，也许是鬼使神差，家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她选择了法律这个学科。当有人要帮她做媒，问她要找什么样的对象的时候，肖向利说：军人，最好是职业军人，我没有勇气出家做尼姑，但愿能到军营里过一辈子。

于是，这个年长她十岁的营级参谋进入了她的生活。遗憾的是，刚结婚不久，丈夫就面临着转业了，不可能让她做一辈子的军嫂。

如果不是家庭变故，她的生活就不会跟军人产生关联，不是因为军人丈夫，她就不会跟深圳再次扯上关系，这一切让肖向利感慨万千――命运，真的那么神奇吗？

上次来深圳探亲，在火车上看到李大和那一刻，她几乎被这种无处不在的神奇惊呆了。其时，她心里希望李大和认不出她来，甚至想过另外找一节车厢避开他。最终她没有那样做，她想，既然安排了这样的奇遇，就顺其自然吧。

她一直保留着李大和的传呼号码，几次想跟他联系最终都放弃了。她嘲笑自己，深圳都流行手机了，传呼台没剩下几家，说不定李大和已经把这个玩意丢了。其实，这也是她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托词，她害怕的是再次联系上，又把旧的伤疤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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