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档案中的父亲
家庭出身曾经是我们心头创巨痛深的一块伤疤。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父母的政治生涯会对你整个一生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所以，在讲到我们的农村岁月时，就不能不讲讲我们的父亲。
父亲的档案材料并非捏造，它也是有事实有根据的。但这些事实根据却由于无知、或是简单蛮横，便捕风捉影罗织成罪名了。
我父亲成笠稳。1904年出生于长沙尊阳（金井）乡一个平民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懂些医术，祖传薄田十几石，靠田租难以为生，因此祖父还设塾课徒，祖父母有儿女五个，三男两女，父亲最小，因二伯父后来过继别房，所以父亲排行就成了第四。到祖父手里，家境日渐贫乏。大伯和三姑早年夭折。父亲三岁时，祖母便带了三个孩子进了长沙城，落户书院坪，靠祖母和大姑刺绣为生。剩下祖父留守乡下。祖母颇有识见，尽管贫穷，也要父亲进新式学堂。从长沙一师附小毕业，进广雅英文专修学校，为的是将来好进邮政局谋个铁饭碗。终因家贫辍学，邮局没去成。经人介绍，到学堂教书，至1927年。
这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当是时，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长沙尤为风暴中心。其时，湘省当政者是国民党的唐生智、张翼鹏等和**的李维汉、郭亮等，属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宋庆龄、陈独秀、谭平山等领导。长沙城内革命气氛高涨，打土豪、斗劣绅、工会农会纷纷成立，“痞子运动”正闹得欢。父亲时年22岁，在县立15高小教书。学校同事中有人是**，此时表现极为活跃。父亲与其有交往，偶然遇上也曾参与活动一二，只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提不到救国救民，为人类求解放的高度。他不是块政治料。同事也并无言说入党之事，更谈不上履行什么手续了。
不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情势骤转。该同事被捕，胡乱供出父为同党。父亦被捕。其后同事登报申明脱党，愧疚之余，代父在申明中也签了个名字。对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只在放他出来时才闻其详。当然他也没有要求当局重新把他关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员，对**也无认识，没必要坚贞不屈，那会有点滑稽。本来就没入，又如何争辩说不脱呢？当然，更主要恐怕还是太年轻，不能料及政治的凶险。要一口咬定不是**，坚决不同意申明脱党，才不致有后患。不过这也只能是在清明盛世才能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耐烦跟你这样认真？真要叫真，那就把你关一辈子，慢慢查。现在你不叫真，当局也懒得辨其真伪，图省事，具结悔过就放人。就这样出狱了。（此一时期的形势背景可参阅后来在台湾的许克祥、何健等人的回亿录）
从“入党”至“脱党”，父亲自己始终不知道。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这段经历是我父亲自己讲出来的，他不讲，谁个能查清？我父亲过去用的是族名，现在的名字是后来改的。从这点看，我父亲对党是够诚实的。不料，日后这就是你不打自招的“叛党”。（当然，这种说法我并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中见到过，只从殷京乡口中听说，他只可能是从外调人员嘴里知道的。即使要扣帽子，也只能说是“脱”，而非“叛”。而事实是连“脱”都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没入。至于官方材料到底怎样记载，只有天知道，档案在闻革后都销毁了。闻革后填写的履历表根本就无此记载）
马日事变后，父亲回家，从祖父习国学和中医，凡三年。1930年，为生计，赴汉口到了胡宗南的军队，在某工兵营任书记，实乃今日军中之文书。以讹传讹，这便是当了“国民党的书记”。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军队中并无基层组织。军中成立党组织、派政委，这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建党建军思想。支部建在连队、营以上设党委是**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建军原则。我们此时的人事、组织部门和招生人员把**当成了共君，想当然地以为工兵营书记，就是解放军的营党委书记。这就叫兵遇到秀才，有理也讲不清。
余者说他还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等等，那更是一团乱麻。这些组织无不有其时代的、历史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而其成员的参与，也无不有其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何况时隔40多年，你看如何说得清。真要讲清它，每个人的档案都会写成200页的学术专著。也幸亏那时招生人员（还有我）无知，他（我）要搞清了复兴社就是后来的军统，会把我至少吓出个脑震荡来。可他（我）要进一步搞清复兴社、军统其实是为对付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而成立的，在抗战中不但无过，反而有功那却要等到实事求是后的今天。但我既不想为父摆功，也不想让父受过。老实说父亲在复兴社只混了几个月，他只是这个群众社团组织中的一般成员。而复兴社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力行社的成员才转变为军统，这与我父亲就毫无关联了。不久他离开了该组织，参加了三青团。他大部分日子是在三青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做事，后来在重庆北碚三青团筹备处任代理书记。所以复兴社、军统有功也好有过也罢与他关系都不大。
王蒙说，凡把事情说得跟小葱拌豆腐一般清白的，万不相信他。是至理名言。旧社会，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人，又有几个是24K的布尔什维克？想起周恩来，卷入顾顺章一案中，被人用了个伍豪的化名登报脱党，引出一段公案，四人帮揪住不放，使他到死不能瞑目，进手术室前竟竭尽全力喊了一句“我不是叛徒。”令人悲泪欲滴。开国元勋蒙冤无助，凄惶惨惨一至如此，遑论他人！所以这一套若不废除，终要搞得人人自危，国无宁日。
但我父亲头上最要紧的紧箍咒还不是这些，而是19 57年获取的一顶右派帽子。以上种种只是数罪并罚中的附加罪，主罪在此。主罪今天再要把它当罪列出来的话，只会成笑话。不提也罢。
我也曾纳闷，档案既是历史记载，为什么只见一团漆黑呢？有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可我父亲档案里怎么不见他做一件好事呢？那不可能，也不大符合**思想，这话就是毛说的。可见难的是人在蒙难时记他一件好事。
我父亲秉承家学渊源，1932-1935年在南京国医专校，师从国医名宿陈逊斋先生系统研习中医。抗战爆发，南京沦陷，陈逊老转赴重庆，父亲集合在其旗下，在国民政府中医委员会主任陈文虎领导下开办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中医训练所，襄助创办《国医周刊》，这也许是全国最早的中医刊物，是中医学走向系统化、现代化重要的一环。1943年在重庆自己开业行医。五十年代初是长沙市中医学会发起人；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是全省中医在现代医院获高级职称的第一人（解放前中医无职称）；是这家大医院第一任中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是农工党省委常委；是省政协委员；其医术若何；其著作若何……档案里面都没有了，只有吓人的东西。十分幸运的是父亲活过了四人帮倒台的一天。等到一切颠倒过来后，见到一些介绍父亲的文字，又尽是光亮了。
待续 73、记忆中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