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先生在他的《聊斋》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县官刚到某县上任，出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感到十分寂寞，想附庸风雅结交一个文人的朋友，一是为了装点一下自己的门面显示自己的学问和儒士风度，二是以文会友，解除生活中的寂寞和孤寂，可是本县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只有一个文人穷困潦倒，城内无立锥之地，平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再加上本人不修边幅，如同乞丐一般，县官不耻下问便和这个文人交上了朋友，工作之余彻夜对弈，谈诗论文，诗酒唱和，成了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可是这位狂友经常出言不逊，直言犯上，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并对时局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可县官毕竟是县官，他有自己的自尊，面对狂生的狂言犯语招架不住，又不想得罪这个文人，以坏了自己的名声，于是他在县衙内给狂人寻了一个差使，并把他搬进城内，住进县衙，让他包揽一些司讼，于是在平日的官司中，狂生经常收受到别人送来的红包，不久这位文人狂人出言不逊的毛病好了许多，慢慢地在县官面前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举止猥琐，开口县尊，闭口大人，简直与先前判若两人，如县令的下人一般，时间一长县官发现他失去了文人的风度渐渐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森林里，草原上，大山深处有许多狮子，老虎与狼，等许多食肉动物，人们听吼色变，望而生畏，这些动物之所以令人生畏，是它们凶残无比，为了生存而捕猎其他生命也是它们的本性，但当这些动物往动物园里一放，每天大鱼大肉的吃着，清泉水饮着，整天饱食终日，时间一长慢慢就失去了它的本性，因为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性情也大大改变，有时把一只羊送到它的面前它会吓的倒退，甚至被羊抵到，这是优越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它原有的属性。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对现实不满，经常发牢骚义正言辞，针对时弊慷慨激昂，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和嘲弄，对不正之风进行揭露和挞伐，对贪官污吏进行揭发和披露，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乏有舆论的监督，*的监督法律的监督，社会的监督，甚至有些司法官员表面对丑恶的现象和贪污行为深恶痛绝，但一经手查办便会由愤怒变为缓和，又由缓和变为至交，舆论部门听到某地有什么风声，雄赳赳气昂昂好像赴战场，结果来了一个绳池会和停战议定，社会监督和*监督原来是暴风骤雨，人大代表一当，政协委员一干，便成了霜打的茄子，撒气的皮球，平常我们看到许多人对社会的丑恶现象和以权谋私的行为恨齿入骨，曾发誓如果让我执政当权，要把一切丑恶歼灭干净，可一旦有一天入了行，便会自觉加入这个队伍，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不再愤怒，也不再呐喊，而是以种种理由为之开脱，以维护起既得的利益，有人有*的动机，没有*的机会，便愤怒，有了*的机会和权力便唱和，*年**中有人以反腐为名要求**放弃政权，自称*的精英，结果阴谋败露后携着巨大的社会捐款逃到国外，比谁都会享受，比他攻击的首长还*，历史上一些造反起家的人，要砸烂孔家店，后来一登皇帝宝座就开始祭孔 ，因为他需要儒家的思想和学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已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我们现代生活的人有的口口声声要改制，要反腐，有些人是出于真心，有的人想通过变革寻找机会 ，改变自己的处境，登上*者的位置，而一旦有了机会达到了目的就失去了愤怒，就变成了心平气和，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聊斋中的狂生当初之所以受人敬重，是因为他敢于犯上，敢于揭露，好像是正义的化身，后来不讨人喜欢，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完成了他一身的蜕变过程，失去了他本来的价值，自然界任何东西之所有人们器重，是因为它自身的特质和属性，一旦特质和属性发生质的改变，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和原来的价值，做人也是这样，季节变化衣服可以更换，而躯体和灵魂是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