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个时期，兴起一种潮流。叫做群众上访，上访的人群多数来自农村第一线的农民，他们三三两两，三五成群，有的成群结队，来到县、市政府的信访接待室反映着他们所要反映的问题。反映的问题大致有村干部贪污，欺压百姓，调整土地不及时，计划生育不公、农民负担过重，各种集资摊派过多等问题。问题反映后，要问什么时候解决，因为县、市信访办的接待员不知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总有一个调查疏理，交办的过程。信访人员无权办案，也没有权力和能力处理这来自各地的群众意见，因此也无法答复具体处理问题的时间，于是，上访的群众代表就坐在哪里不走，等待着答复结果，信访人员没办法，就召来各乡镇，各单位的负责人，把上访的代表领走，为了减轻县政府的压力，各单位的负责人会想各种办法把上访人员带走，并承诺群众提出的各种条件，各乡镇各单位的负责人把上访代表带走后，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由于历届政府遗留的问题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一时很难解决清楚，于是上访的代表在乡镇不解决，就去县里，县里不解决就去市里，市里不解决就去省里.刹那间，上访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这上访的潮流也在不断的蔓延，因为各村却有大小不同的问题，一个村上访也影响着其他村，再加上上访代表的活动和串联，上访的热潮铺天盖地而来。

不久在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一部《水浒传》的电视连续剧.为群众的上访推波助澜。一首“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为上访者摇旗呐喊，撑腰打气，使农村的局面出现一片混乱。一发不可收拾，乡村干部的方向盘失灵，刹车油门失灵，各项工作无法进行，各项举指无法推动。一时间有人嚷嚷要天下大乱，有人害怕党在农村的第一道防线被冲破,被冲垮，忧心忡忡,焦燥不安。说实在的,这忧虑也不无道理,由于农村秩序的混乱,各项工作确实也无法开展,同时农村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群众有意见,连该办的也不办，所该做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农村乡镇的干部都拿出了80%的精力去应付群众的上防事件，也无法去过问各项工作的落实,当时每个乡镇在几十个村子里,少则十几个村的群众去县里、市里上访,几十个村甚至所有村的群众都去上访,弄的乡镇干部焦头烂额,彻夜难眠,大部分群众的上访,不但访害了县、乡镇的工作，连市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了无法维护。为了平息这些局面,县、市政府一直怪罪和责备乡镇的干部不负责任，不顾大局。并一级一级的下达目标责任书,市里给县里提要求,县里给乡镇下指标,并要求每个乡镇的赴县、市 、省 的上访量不得超出几起,超出几起年终不能评先,干部不得重用，不能提拔,实行一票否决。这扬汤止沸的办法,虽然解决不了具体问题，却增强基层干部的责任,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要让群众到上边越级上访,连带上级领导,为了摆脱个这困境,乡镇的干部,一方面起早贪黑不顾严寒酷暑每天早晨天不明在重要路口把守设障碍。一但发现有上访的三马车队,就用障碍物挡住去路,同时给领导打电话,并好言相劝把他们带到乡里进行对话,开始对上访的代表要求是要天许半个,到了乡里对话时,就开始分析落实代表要求的难处,每天一个乡就有十几起上访的,乡里的十几个领导分片包干,你缠住这一堆人.他拢着这一摊人,千万不让他们去县市上访。弄的乡镇干部精彼力尽，在对待上访的问题上，乡镇干部想尽了一切办法，搅尽了一切脑汁，有的是对上访的带头人使用一点小恩小惠。让他们解散上访的队伍，有的对上访的人进行瓦解，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有的找出上访上人的毛病和问题进行打击，以法论处。打击他们的气焰，有的使用招安的办法，把上访的带头人提成村干部，安排在村委会、党支部，也化解了许多矛盾。有时候上访的人要求过高，无法达到他的满意和要求，他们就会一直上访，县里告不行，去市里，市里告不赢，去省里，省里告不响去北京。凡是越级上访的次数多了，就会影响乡镇干部的前途，因此，乡镇干部很重视越级上访这件事。哪个县里越级上访的多了，也会影响县里干部的影象和使用。因此，县里领导对上访一事也特别关注，有时候，大批上访的队伍去市里，省里上访，县里会去派公安去拦截。派交警去查车。因为群众的三马车没有牌照,乡里的干部也不敢怠慢,县里的干部为了挡住上访队伍的去路,下令乡里的书记乡长,睡在上访车辆的车轮下面,这上访的群众再厉害也不敢压死人.拦住了上访队伍就是一个胜利。上级的上访记录薄上就少一起上访文件。基层干部就多一份安全系数。说起来，那几年，给乡镇干部也不是过的，整天应付上访的事，就如坐针毯，白天手机一响，就是一个寒颤，做梦也在拦上访的车辆，常常从恶梦中吓醒，不是上级的责怪与批评就是上访代表的围攻和漫骂，可这上访的群众也有一个弱点，他们是群胆，在人多的时候，在人声鼎沸的吵声中，看谁的嗓门高，看谁骂的新鲜，看谁的气势大。一旦干部下来，要他们选出几个代表和领导谈判与对话，谁也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谁也不敢当代表，怕秋后算账,怕事后报复。因为在人多嘈杂的吵闹中,无法将问题说清楚,乡县里处理问题的人往往要他们派出代表,可他们你推我搡，谁也不愿当代表。只有领导人有了不打击报复的承诺后，他们才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代表们才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人员谈条件，此时，语言也没有那么激烈，态度也没有那么暴躁，而是心平气和的提出自己的条件和要求。当时，人们有个比喻。在打扑克时，有人出一张虎头与老千，另个人把三张同样的牌一出嚷道：“我是群众代表”。意思是在乡镇里党委书记和乡长最厉害，但他们害怕上访的代表，乡镇里的干部对代表又恼怒又害怕。再厉害的书记乡长见了上访代表就和颜悦色。点头哈腰甚至低三下四，谈话也是和风细雨，当时还有一个习惯，上访代表在乡里找不着乡长书记就在县里找。到县里找不着县长，就在市里找，只要带着一些人往县里、市里把大门一堵，不一会，乡长、书记和县长就会害怕，这是因为，是上一级的领导用电话把乡长书记和县长唤来的，一个农村的群众向乡里书记提问题 ，乡里书记没答复，那群众说：“好，明天县委市委见”说罢拿腿就走，少不了，书记缓和口气，将那位群众拉住，接下来谈判，等到答复了他的要求才罢休，也避免了一场批评。那几年，乡里的领导干部在对待上访的问题上付出 了很大的精力，平时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拦截上访的队伍，年终评先进，去县市信访办疏通关系。减少本乡镇全年上访的次数，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评先晋升的资格。

那几年，乡镇的干部也真难当。可做为上访的群众虽有点过火，可也是迫于无奈。过量的经济负担和集资摊派使他们的劳动成果所剩无几。乡村干部的不廉洁行为，办事不公的行径让他们难以接受，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有了过激的行为，因为他们不采取这种手段不会引起上级的注意和关心。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以多数人的力量要求各级政府关注自己的命运。

上访的年代过去了。农村的政策改变了，农民已没有了负担。也没有理由在政府门无理取闹，他们用机械化代替了繁重的劳动。腾出了时间去外地打工挣钱，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和政府的人员说理搞法，一切都归于平静，呈现出了一个祥和的景象，回想起当年对农村局面的忧虑，也觉着是一种杞人忧天。任何事物，只要不超出他的承载负荷，都会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