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后，文父去挂号，妈妈就陪晓文在一边等着。挂完号，文父先去上班，母女俩到妇科。和女儿上楼的时候，妈妈心里思潮起伏，想想这个小县城就几十万人口，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走在大街上到处能碰到熟人，万一在医院里碰到，该怎么说呢？
刚想着，抬头间，就看到晓文的堂伯母正从楼上下来。她乍一看见晓文，差点没认出来，又看到文母，就大声喊道：“弟妹，是你啊！文文也回来了，谁去看病？”
文母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她心里尴尬，于是干咳了几声，说：“我这两天不舒服，刚好晓文也要去做个检查，就一道来了。”她急欲转换话题，灵机一动，说：“你看好了吗？如果看好了，能不能帮我把上次给你的布料早点剪裁了。这不，我正急着穿呢！”
晓文和伯母打了个招呼，堂伯母却不理会文母的话，而是看着晓文的脸，说：“文文啊，你脸色不好，反正我也好了，又难得见你回来，索性陪你们再上楼一趟。”
文母着急，可又无计可施。三个女人上了楼，往妇科的方向走。晓文心想：妈妈希望我把孩子拿掉，就是为了面子。索性我就说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再不能拿面子来劝说我。
她这样想着，就看着堂伯母说：“伯母，我怀孕了，回来休产假。今天来医院做产检！“
文母和堂伯母同时说：“文文？”晓文笑着说：“我在上海结婚了，领了证，因为没房，所以没办酒席。我们有了孩子，所以先领证。爸爸妈妈他们也昨天才知道！”
堂伯母瞪大了眼睛，看看晓文，又看看文母，结结巴巴的说：“这……是好事啊！孩子几个月了？”
这时护士在叫晓文的号，三个女人又站起来，走进医生的房间。因为是小县城，医生倒和蔼，问了一些问题，给晓文做了血压测试。最后说：“胎儿一切正常，大人要主意营养。你的血压偏低，回去补补吧！多吃点鸡蛋和蔬菜，注意营养均衡；保持心情愉快。”
当她们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文母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堂伯母说：“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们了！”
堂伯母见她神色，仿佛对晓文的事不满意，想想换成自己女儿忽然回来，说已经怀孕结婚，也会不满意，因此表面上安慰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先走了，你的那块布料马上就好。”
文母看着她离开，见女儿在旁边走着，默不作声，心里又是担心又是生气，可是女儿既然决定，做母亲的还能说些什么？可心里却非常不舒服，想着自己的老脸如何面对街坊邻居；想着如何替女儿挽回未婚先孕的名声；又想着女儿未来的婚姻大事如何是好？
晓文知道妈妈怪罪，可事已至此，她也无路可退。她回老家的理由既是结婚，再不能回去找钟杨；现在自己怀孕的事也已告诉伯母，她知道不用到晚上，所有的在这个县城的亲戚都会知道此事。
文母到家后，心情烦躁，独自在客厅里坐着长吁短叹。到了中午，文父回来知道此事，心里怪责女儿，可毕竟骨肉亲情，女儿又从小是自己的掌上明珠。于是只得想着怎样圆谎为家里挽回面子。
两老相对而坐，心里苦恼。文母忽然一拍大腿，站起来说：“老头子，你还记得我有个娘家表姐，她儿子叫许勇军，前几年参军，后来上了军校，现在好像在上海什么部队当队长？”
文父‘嗯’了一声，说：“是有这么个侄子，可是他能帮什么忙？”
文母有些高兴的说：“他比文文大一岁，我前几年在娘家见过他，长得不高，可挺精神的。你说……”文母停顿了下来，看着文父继续说：“他现在也没结婚，假如他能娶文文，那不就什么事也没了吗？”
文父看着妻子，担忧的说：“这没感情怎么结婚啊！而且我听说他才高中毕业，虽然后来上了军校，可怎比得上文文是正规的重点大学毕业。再说了，人家也不会答应当别人孩子的爸爸啊！”
他们面面相觑，觉得这事的操作性实在不强。可是文母很不死心，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她又低头想了想，说：“假如我们就跟街坊邻居和这里的亲戚讲，他是文文的老公，因为在部队里，不能回家，你看这样说得过去吗？”
文父想了想，觉得这个倒可以尝试一下，再一想，又觉得有问题，因此说：“总不能一直不出现吧！比如文文生小孩，他怎么在部队里，也总有休假啊！”
文母喃喃自语，说：“假如他肯帮忙说谎，就好了！”
文父吃好中饭上班去了，文母又坐在家里想了半天。晓文在房间里隐隐约约听到父母的谈话，知道他们的心思。她知道这个小县城不像上海这种大都市，一个人来了，又走了，不会泛起半点涟漪；而且在这里，传统的价值观始终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如果别人知道她未婚先孕，又被那个男人抛弃，恐怕这辈子都会被人指着脊梁骨成为他们或鄙视或茶余饭后的对象。她只要生下这个孩子，对这些都可以不顾忌；可是父母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丢不起这张老脸！
文母又想了半天，终于决定尝试这个主意。她在吃饭的时候说：“我打算吃完饭后和表姐打个电话，想让他们帮个忙。晓文，不要怪妈妈，我们实在没办法啊！如果被别人知道真相，你让我怎么在广场那里摆摊啊！我们这老脸都没法搁啊。”
晓文说：“妈妈，对不起。只要我能生下孩子，你就试一试吧，但是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
文母于是打电话给她的娘家表姐。她在娘家的时候和这个表姐关系很好，只是姐妹两人各自出嫁后，两家相距一百多公里的路，来往就很少了。表阿姨听了晓文的事，在电话里非常气愤，说：“怎么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要那个男人负责，如果不负责，也要拿钱来摆平这事。我们不是随便被他欺负的！”
文母只能在一边叹气，说：“他在上海，这么远，让我们到哪去找他啊！而且文文又什么都不说，她铁定了要生这小孩。我有什么办法啊！”
表阿姨听了，想想也有道理，但还是说：“老妹子啊，我总觉得这个孩子不能生。一个女孩子家没结婚就带个小孩，将来这婚姻大事怎么办？再说了，邻居街坊知道了，这文文怎么活啊！这种事，不好听啊！”
文母听到这里，接着就说：“老姐啊，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求你帮忙的。你看勇军一直在外面当兵，又很少回家。他离我们这里远，又从来没有来过。我想跟这里的亲戚和邻居说勇军是文文在上海的对象，在部队里不能常回家。到时候，如果他回家探亲，也来我家住几天，别人知道了也不好说什么。你看这样好吗？就是麻烦你们了！”
表阿姨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因为儿子还没有结婚，虽然两家隔的远，可万一有什么流言传到自家这边，以后娶媳妇可麻烦了。但是文母这里的忙也不能不帮，既然她都提了，也总得一起想想办法。因此，她说：“老妹子啊，这事我得和勇军商量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说没问题，那我们先这么办，你看好吗？”
文母看到希望，连声说：“好的，那你赶快给勇军打个电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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