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哦？”温体仁这事办的倒是稳妥，他如果批票拟，钱谦益估计又会找麻烦，“不错，难为温先生了，票拟呢？朕这就批红。”

李邦华，我未来的军官学校可就全指望着你了，希望你的勇卫营不要令我失望才是。见温体仁仍然迟疑，我奇怪的问：

“怎么了，温先生有什么话要说吗？”

“回皇上，勋戚中，嘉定伯的远房侄子周定方也在定员之内。”

“噢，可有什么说辞吗？”嘉定伯周奎是皇后的父亲，也是我正根儿的老丈人。

“回皇上，周定方年十六岁，本在京五千营供职，素来忠厚恭顺。李大人对他也是赞赏有加。听闻皇上拟练新军勇卫营，定方求嘉定伯，问李大人的意见，李大人便同意了。”

明代勋戚供职军中的先例不少，又是老周家的远亲旁支，小伙子人又不错，这事我也没当回事，直接就允了。温体仁想了想，还是说出了真实想法：田家现在是大富之家了，亲族子弟都跟着享福。而皇后家的子弟却要从军旅打拼，似乎不太合适。

但我很轻松的说，田家再富，也和贵字无缘了，周家再穷，也是将来皇上的亲戚。此事就这么定下吧。

我的儿子长的很快，小家伙也挺健康，估计明年周岁的时候，就要册立皇太子了，既然未来的储君身上，流有周家的血脉，还怕周家倒霉不成？

听到我说这话，温体仁很高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我能册立这个慈烺为太子，现在见我这般说辞，显然是同意他们的想法了。作为文臣，他还挺高兴。呵呵！有趣的一群人啊！

大明后期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分权而治的现象。国家省部级高官任命，税收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勋贵册封，科举试题，大型祭奠，朝贡献俘，等等重大的军务政事，要皇上和内阁、九卿甚至文武群臣一同商议。这叫外朝请旨。

而像中级官的任命，刑罚，银钱划转，内阁九卿就有权利自行决定，皇帝这边如果勤勉一点的，可以亲自做个批示。皇帝如果懈怠一些儿，就直接让司礼监的秉笔来代替处理。这叫做票拟和批红。

而更多琐碎的事情，则直接由内阁来处理，这叫做内阁批蓝。

在皇帝和内阁之外，还有个内廷制度，司礼监、东厂、锦衣卫，是皇帝监督和控制官员的一种方式，皇帝疑心重一些的或者皇帝和百官的关系差一些的，内廷的权力和名声就臭一些。皇帝能力强一些的，内廷的作用就更幕后一些。但总体来说，内廷是监督百官的。因为百官之中同样有监督皇帝的机构。

言官理论来说，只是都察院一个衙门口。但是，六科给事中的职责范围也归属于言官系统。并且因为明代后期的官员任命有滥的趋势，很多重臣都曾经或者正兼过都察院左右督御史的职位。加上明代众臣都拥有言官情节。因此，言官可以说遍布朝野，甚至连仅有功名资格的举人和秀才们，也都有当言官的可能和渠道。

这样的架构是那个牛叉的朱元璋搞出来的，皇帝由内阁来协助理政、预机务，然后有言官来监督。百官由皇帝和内阁来领导，并且有内廷来监管。互相制约，互相制衡。

如果算上地方三司和卫所这样的军力划分，加上兵部，五军都督府、皇帝这样的军令系统。整个大明是五权分立。司法、立法、执法、军事、监察。

同时，朱元璋、朱棣这两个大劳神，还特意把藩王的一些特权给定的很细致，其目的就是，日常里，藩王的力量难以撼动正统皇帝的地位，不存在威胁的可能性。乱世里，藩王的力量又可以让敌对势力费点劲儿。这样，藩王的财政、军事、刑罚，又独立于整个大明政治系统之外，就是第六种力量。

并且，大明整个社会还进行了细化分工。农户、军户、医户、匠户、商户这样的划分，使得家艺传承有了法律上的约束，但这么做的坏处是，除非这五种户民的后人中有中武举和文举的才能，否则生生世世、千秋万载都被钉死在户民的身份上了。显然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

因此，到了后期，五种户民的生活上出现了偏差，商户因为得天独厚的资格，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富足。医户和匠户因为天生的手艺与技巧而衣食无忧。但是，农户和军户就向着另外的极端走去。

当初制定户民政策的时候，分别给各家各户划定了固定的使用土地，但是人数是逐渐繁衍的，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少的绝对土地，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其中农户尚好，如果没有天灾，开垦荒地的鼓励性政策的出台，以及低廉的土地税赋，一半以上的农民可以维持生计。但不可避免的是，兼并土地的浪潮席卷全国，失地农民的生活是悲惨的。

土地兼并是个迁延几千年，中国文化中一个很另类的文化现象。中国人的思想中，始终对土地具有极大的热忱，这种痴狂渗透到了骨子里，血液中，灵魂之内。有权有钱阶级，甚至稍稍存有余资的平民阶层，也要购买土地。看着自己的土地，看着属于自己的房屋，心中的那份安逸，是每个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份理想，被先师孔圣喻画为“大同社会”。

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弊端。而这种弊端给当政者带来的好处，军户们是得不到的。

军户的土地鲜有增长，人类繁衍200年，人和土地的矛盾必将凸显。于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军队，其素质和战斗力，不可避免的出现下滑趋势。尽管有秋闱来促进武力的保持和发扬，但更多的，是严重的蜕化变质。因为，和春闱一样，每三年才选拔300人左右的武举。再加上勋戚权贵的旁支远亲的作弊行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的军官培养系统，出现了停滞和崩溃的迹象。

明代后期，名将如云，但其中典型军户出身的，只有左良玉（宁南侯），黄得功（靖南侯）、刘泽清（东平伯）和虎大威等数人。更多的是毛文龙、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刘良佐（广昌伯）、李邦华、曹文诏这样的文选人才。巧合的是，这六人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另有高杰（兴平伯）等人属于李自成叛将。高杰于崇祯八年（1635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被授予游击之职。

试想，一群狮子领导的一大群绵羊，同李自成、张献忠这样一只饿狼领导的一大群饿狼，两相的战斗力，是不言而喻的。

外加上皇太极、多尔衮这样的猛狮所率领的一群狮子，大明帝国的崩溃与倒塌将不可避免。

这些是真正的内因，表面因素则更多，例如，有人专门同虎大威（时左良玉下属）讲，“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是，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这段话是唐代黄巢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部下说的话。等于公开让虎大威纵贼跑路，尽管虎大威并没有这么干，但不代表别的军户出身的人不这么干。

而这样的千疮百孔，指望历史上的崇祯一个人是不现实的。同时整十七年的崇祯朝，前十四年，天灾就没断过，十五年和十六年老天倒是给了两年的好气候，但灾民、流寇已经将最好的农用土地给占了，没占的也破坏了。如果这两年的风调雨顺调整到元年、二年甚至八年、九年，都足够崇祯再支撑个二、三十年的。但可惜，老天和李自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真难为这个一心想复兴大明的皇帝了。

想复兴大明，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解决财政赤字，历史证明，要想在乱世之中，迅速而有效的解决财政危机，只有厚黑二字可用。

脸皮要厚，心肠要狠，只是厚黑的初段水平。真正的高级选手，是脸皮要厚、心肠要狠、噱头要足、名头要响。一句话，就是骗钱、偷钱甚至去抢钱，你也要留个好面子，否则，人家左手送你钱粮，右手擎刀，兜头就是一下，砍的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恩许金牌令”原本是小儿科的手段，但是因为有N多个‘汪、章两家’的案例在，现在全国上下，竟然出现一种理论：当今的皇上，饱读圣贤之书，于大同社会，铭感五内。

这个舆论，是我命令曹化淳和王承恩帮我造的谣儿。

“皇商银”“海事银”原本是拉拢官僚、招抚郑家的诱饵，但毕竟这些人从中获得了利润，增长了财富，他们终究是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人，得到了好处，自然要归恩于我，于是，民间又出现了一种言辞：商者逐利，细民熙攘从商，于国无益。惟有士人贤达，方可于污锈之中，常秉高洁风骨。圣上此行，实在完全之法。

意思就是，老百姓从商，容易走歪路，而俺们当了官的、读过书的，就不同了，虽说俺们也言利，但是俺们多有情怀啊？一定不会走歪路滴。

我呸他们满脸花。可现在这个时代里，官僚阶层、士人阶层、地主阶层、勋贵阶层，是掌握整个社会话语权、决策权滴，既然他们对我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我也只好以错就错下去了。一切的一切，等天下大定之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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